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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ch

9 A Man,A Village,A Museum 张世杰大爷前天去世!哀悼! :
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美术馆   | Date :2015-12-17 |  From :iamlim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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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4,星期一,雨

飞机在早上7:46到达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Schiphol机场。在提取行李的地方等了很久,没有等到我的行李箱。到服务处问询后得知:行李箱滞留在香港,明天到达。
我从香港转机,飞机飞行了12个多小时,脚肿胀,几乎连鞋都穿不下去了。出了飞机,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往往像个傻子一样。其实这里并不陌生,这是我第三次来荷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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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Abbe美术馆

我在Schiphol机场乘坐9:46的火车去往荷兰南部的埃因霍温(Eindhoven),Van Abbe美术馆所在的城市,也是飞利浦公司创业起家的城市。9月19日,“仇庄项目”的展览将在Van Abbe美术馆开幕,展览的题目是:A Man,A Village,A Museum。
埃因霍温静的像个村庄,当然比我的村庄要安静多了。这种安静,让我把节奏慢下来,把心也慢下来。街上没有多少人,大多商铺都是“冷清”的。
时差搞得我睁不开眼,喝了一杯速溶咖啡也无济于事。


2015年9月15日,星期二,晴

一出中国就能登录FaceBook了,似乎,我又回到世界上了。似乎,不能登录FaceBook的时候,我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可是,换一个位置,从我的村庄来看,FaceBook是不存在的。到底哪里才是世界?我想:每个人,每个地方,都应该是世界。
上午在Van Abbe美术馆见了查尔斯和克里斯提娜(Christiane Berndes),他们带我参观了美术馆正在进行的展览“The Collection Now”。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收藏品展览,我在仇庄复制的作品的原作大部分都在展厅展示着,除了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的“Wall Structure”“Wall Drawing No.480”和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Wood Circle”。
我的展厅在美术馆的三楼,一个120平方米的空间。在我到来之前,迪德里克(Diederik Koppelmans)和其他工作人员已经为这个展览工作一个星期了。
我们邀请了以色列的建筑师Oren Sagiv来设计这个展览空间,他给出的设计图非常简单:在展厅的中心位置建构一个由4面墙体组成的半围合八角空间,4台投影仪分别从中心投到四面墙体上,中心位置的屏风保证了每个投影录像的声音和光线不会相互干扰。纪录片《仇庄日志》的春、夏、秋、冬四个部分在这个半围合的空间里并置展示,它们既独立成篇,又构成一个四季轮回的整体。
整个展览由4个元素组成:1,12幅“仇庄项目”的方案构想水彩画;2,纪录片装置《仇庄日志》;3,出版物《A Man,A Village,A Museum》;4,两个大喇叭装置在展厅的门外,播放来自仇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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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n Sagiv设计的展览效果图

记得两年前我和徐坦谈话,我们讨论仇庄项目到底要不要回到美术馆展示的问题。他说:“如果你把仇庄的这些复制品再放回Van Abbe美术馆展示,这些作品离开了它所在的环境,就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标本。你好不容易把艺术从美术馆搬到了你的村子里,当然不要再把它们搬回美术馆了。”
与我而言,美术馆和村庄一样,都是我要面对的创作环境。如果拒绝美术馆的展览,我就是回避了问题。我不打算回避问题,而是把每一次展出当做是一次重新创作。


2015年9月16日,星期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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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为我准备的早餐

我住在建筑师Jos Rooymans的家里,就在美术馆的附近。早上,Jos给我准备好了早餐,非常丰盛的早餐。Jos的友好让我感动。
查尔斯建议我把水彩画放置在展厅的最后面,把展厅的前部作为阅读出版物的地方。他说如果在展厅的后面空间阅读,会有些压抑。如果挪到前面,观众会感觉舒服。
我们决定把水彩画从墙上取下来,全部放在展柜里,这样就没有作品在墙上了。因为在墙上有强迫观众观看的感觉,如果放在空间中的展柜里,就给了观众选择观看的自由。这样,也更符合Oren的设计理念,他希望纪录片装置是展览的核心,其他任何元素都不能干扰这个核心部分。
纪录片的字幕是英文和荷兰文,美术馆请了一个字幕公司制作了荷兰文。可是他们压缩了影片的画质,我们不得不让他们重新制作。录像的声音也不理想,因为我们选择了一种有播放范围的音箱,离开了音箱的播放范围,就几乎听不见声音了,这样可以避免声音的相互干扰。这些问题都在等待着迪德里克进一步解决。
我依然对一个展览的制作过程很有兴趣,这些有趣的东西是在最终的展览上看不到的。结果往往是过于完美的事物,而制作过程中充满了各种错误和偏差,在不断调整中逐渐趋于完美。对于艺术而言,不完美才更有趣。

晚上和查尔斯一起吃饭,谈话。我们谈及殖民主义、文化殖民和后殖民。他说仇庄项目是不能用文化殖民来形容和讨论的,因为这个词过于简单和片面。欧洲和美国的中心主义是存在的,他们以为可以用文化输出来改变中国。不论能否改变,有这种想法是很可怕的。仇庄项目是一种文化交流。美术馆不是高高在上的,美术馆是可以使用的。


2015年9月17日,星期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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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庄项目英文版出版物A Man,A Village,A Museum—Li Mu:Qiuzhuang Project

下午,克里斯提娜打电话给我:书印出来了。

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文字,每一张图都在电脑上推敲过无数次了。当书印出来,我拿在手上的时候,内心还是忐忑不安。里面会有错误吗?我坚持的修改是否恰当?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抚摸着书,打开,草草地浏览……。
大豆推荐顾灵来编辑这本书,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从编辑到设计,找出版社,最后印刷出来。顾灵从我提供的所有文献资料里,用时间把信件、日记、对话、评论等串联起来,使得它们成为一个按着时间流动的整体。几乎所有的图片都是满版的,因为我们想展示出图片的独立性,而不是文字的附属说明。
晚上我去了迪德里克的家里吃晚饭。我和迪德里克从2010年在上海的“双倍无限”展览开始认识并一起工作,一直到现在。每次来埃因霍温,都要去他家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五年的时间,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晴

艾伦·茨威格(Ellen Zweig)从纽约来了阿姆斯特丹放映她的纪录片,可是她抽不出时间来埃因霍温参加我明天的开幕式。我决定前往阿姆斯特丹去看她,顺便把刚印出来的书送给她。
艾伦是我的好朋友,她无偿帮我校读了仇庄项目的英文翻译以及纪录片里的英文字幕,她在我的工作过程里给了我很多有力地支持。现在,我们近在迟尺,怎么能不见面呢?
这简直是我黑色的一天!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在我和Ellen并肩走路的时候,有人从背后偷走了我的钱包。钱包里有我所有的钱、信用卡和证件,所幸的是我的护照没有放在钱包里。我整个人笼罩在被偷后的沮丧情绪里,就不能安心享受和艾伦在一起的时光和谈话。
艾伦给了我50欧元,我乘火车回到了埃因霍温。当我回到Van Abbe美术馆的时候,我感觉回到了温暖的家。当下班后的克里斯提娜和查尔斯专门赶回来,在美术馆对面的酒吧里请我吃了晚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现在,我身无分文了!所幸有Van Abbe美术馆,他们会借钱给我。
大城市里,有很多坏人。我必须要时刻警惕,要学会保护自己。
今天在回来的火车上,在我的心情沮丧的时候,我看到窗外有一道彩虹。


2015年9月19日,星期六,小雨转晴

今天展览开幕。
迪德里克已经解决好了设备的大部分问题——荷兰文和英文字幕的录像品质有了明显的提高,音箱不再有咝咝的噪音,门口的喇叭正常播放着来自村庄的声音,每部录像都能完整地播放。感谢迪德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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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下午是查尔斯和我的对话,对话进行了45分钟。中国女孩王娴帮我翻译,我说很长时间的话,她能一字不落地翻译出来。
我很开心,因为约翰·考美林(John Kormeling)也来参加我的开幕式。他很喜欢他的“HI HA”能在仇庄被复制并成为村子里的景观。每次看到他,我都会被他孩子般的率真和简单打动。和他在一起,你只会觉得他是个很有趣的人,而不会觉得他是很有名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在他面前,世界变得简单了,不再复杂。
听着喇叭里播放着仇庄的声音,声音回荡在整个美术馆里,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透过声音我们用耳朵感知这个村庄,似乎村庄被诗化了,一些细节被放大了,一切都显得美好并且被定格在那里。
把纪录片做成4个录像部分的装置给了观众观看的自由,没有强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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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克里斯提娜,Joost Grootens,李牧,Clare Butche和查尔斯在Onomatopee出版社

晚餐在Onomatopee出版社举行,年轻的策展人Kris Dittel在这个空间里策划了这次活动以及一个“仇庄项目”的小型展览。空间里展出了我和卢道德合作Sol LeWitt的“Wall Drawing No.480”部分的录像和照片。
Onomatopee是一个荷兰的独立出版机构(http://www.onomatopee.net),主要出版艺术方面的书,同时也在空间里举办艺术活动和展览。这次他们和Van Abbe美术馆合作,出版了A Man,A Village,A Museum—Li Mu:Qiuzhuang Project 。
这本书的设计师Joost Grootens、文字校对Clare Butche从阿姆斯特丹赶来参加晚餐,我们一起工作了好久,工作默契却未曾谋面。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像老朋友见面一样,没有丝毫的陌生感。

一天下来,有些疲惫了。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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