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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iuzhuang Project/UNTITLEDdialogue13 HAPPY NEW YEAR 2023 :
仇庄项目---一些人和一些事(讲稿)   | Date ：2014-02-04 |  From ：iamlim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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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庄项目缘起于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荷兰VAN ABBE美术馆携一部分收藏和ART HUB ASIA共同策划了一个名为《双倍无限》的展览，我作为参展的艺术家之一，和他们的收藏有了一个相对近距离的接触。

在展览的一次晚宴上，我碰巧被安排和VAN ABBE美术馆馆长CHARLES ESCHE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告诉了CHARLES ESCHE我的另一个想法，那就是我打算把VAN ABBE美术馆的收藏带到我的老家展示，中国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一个村子。当然，那时候，这还仅仅是一个念头。

后来我知道，是ART HUB ASIA的总监，也是那次展览的策划人之一乐大豆有意安排了我和CHARLES的近距离接触，因为他对我的那个想法很有兴趣。后来，他一直在为这个项目努力的工作。

 2011年，我受到CHARLES的邀请赴荷兰VAN ABBE美术馆做为期两周的考察并讨论这个想法实施的可能性。通过和荷兰的艺术家、设计师JOHN KORMELING的交谈，他启发我不要执着于原作和复制品的区别。最终，我决定放弃运输原作的想法，改为复制该美术馆的收藏品到村庄里。

于是，我选择了以下八位艺术的10件作品，计划在整个2013年的时间里，一件一件的复制进村庄的公共和私人空间。
  
1，SOL LEWITT的“墙上结构”。我把图片拿给我父亲看的时候，他说他可以用来挂他的鸟笼。我就觉得很有趣，如果把这样一个抽象的雕塑，送给一些家庭，他们会怎么来面对它呢？
 
2，SOL LEWITT的墙上绘画。村子里沿路有很多墙面，常常被一些廉价的广告涂画。既然这样，我就打算用SOL LEWITT的墙画来覆盖这些广告，成为村子里的公共壁画。
  
4，当我在VAN ABBE美术馆遇到这三幅由ANDY WARHOL创作的毛泽东时，我就决定要选择这三幅画到村子里。因为这能和村庄30年前张贴主席像的行为联系起来，这是人们熟悉的符号，可是它现在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经典之作。

5，VAN ABBE美术馆收藏了几乎所有的ULAY和ABRAMOVIC合作的表演录像，包括他们在中国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情人-长城》。我将这些录像展示在村子里的小卖部里，这里是一个公共空间，大家都会光顾的地方。

  
6，我在荷兰和JOHN KORMELING聊天时，我问他的装置“HI HA”要表达什么？他说：仅仅是一种快乐的情绪。他通过灯光文字的闪烁，传达出一种喜悦和快乐的气氛。在我们的村庄里，正缺少这样的色彩和快乐的情绪，我想用这个作品来打破村庄的灰色和单调。

7，DAN FLAVIN的这个装置是由55个环形荧光灯组成的，这种灯在我们村里被广泛使用在吸顶灯里面，镇上的五金店里都有出售。我用这种大家熟悉的材料来完成这个装置的复制工作。

  
8，Daniel Buren的条纹画很有装饰效果，我想用他的这些条纹作为图书馆门口的篱笆。

9，Carl Andre 的这25块钢板装置很像地板，我计划将它铺在一个家庭的客厅里。它在那儿，但是不会影响到主人的生活。

10，RICHARD LONG的树枝圆圈装置。我们村里村外到处都是这样的树枝，村民们捡来作为柴禾来烧。我计划在村外的河堤上复制这件装置。

2013年1月15日，我回到我的村庄，从筹建一个图书馆开始，陆续完成了9件作品的复制工作。（最初，我计划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些复制工作，做着做着，我觉得自己无法把握住工作的节奏，而我只能被迫跟着村庄里的时间节奏来展开工作。
半年后，我把完成项目的计划时间改为八个月。到了八个月的时候，我意识到时间给这个艺术项目带来了更为复杂和丰富内容，而那时候我们才觉得刚刚了解一点这个村子，而所有的工作都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于是，我就把时间延迟为一年。
现在，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可是我还是没有完成这个项目。或许，未来的一两个月会结束，或许会拖的更久一些。）

因为我身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呈现这个项目的真实面目。无论我怎么讲，我都觉得我漏掉了很多重要的内容。那么，干脆我就从很小的部分入手，希望它也是真实而具体的，而不是囫囵吞枣式的介绍，顾此失彼。
那我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参与进这个项目的人的故事。


1，我的父亲：李太彬

我和我父亲长的很像，一度，我曾经为此烦恼。如果有谁说我长的很像我父亲的话，我都感觉很羞耻。因为，长久以来，我都不认可他，不认可他的一切；同样，我感觉到他也不认可我，看我什么都不顺眼，并且总是来干预我的工作和生活。

父亲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阴影，我和家乡的价值观的差异和冲突，也集中体现在我和父亲的对立上。其实，很多年，我怀着对父亲的恐惧，一直在逃离，我希望离的越远越好。可是这次，我用这个项目作为契机，我回来面对我的父亲。我知道，如果我能坦然的面对父亲，我也就能战胜我内心里的恐惧。

当我回到家里后，村庄里的人一度猜忌我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回家做图书馆，并且说我回家来挣村子里的钱来了。这多少给父亲在精神上带来一些压力。

但是真正的压力是当他看到那一组毛主席像的时候，他很紧张，他担心当地政府会以侮辱领导人形象的理由把我抓起来。当我们在村子里悬挂那三幅毛主席像的时候，他全程跟着，一根接一根的抽烟。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他经历过文革，他体会过那个时代的残酷性。
他的心始终悬着，他总是盼望着修路拆迁，好把那几幅毛主席像拆下来。

我将SOL LEWITT的抽象结构制作了15个，一个作为公共空间的展示，其余14个免费发放给村民。大家都称这个结构为“拐弯的梯子”。我父亲领取了一个，他将它平挂在过道里，将他的鸟笼悬挂在上面。

随着图书馆在村子里越来越受欢迎，并且逐渐的有一些外国朋友来村子里看这个项目，村里人对我的看法在改变。父亲也在逐步的感觉到被尊重，脸上有光。记得ELLEN ZWEIG问他怎么看自己的儿子时，他考虑了一下，说：“我为我有这样一个儿子感到自豪。”那一刻，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

父亲和母亲帮我把CARL ANDRE 的25块钢板一块块的铺在我家的院子中央，他干的很卖力，尽管他一再强调这个作品没有什么价值。
最后，他把他的鸟笼一个个的提出来，摆满了25块钢板，他提着笼子让我拍照。这次，他看着他再次创作的“装置作品”，非常满意的笑了。


2，我的老师：魏益明

魏老师是我的小学数学老师，他是现在村子里为数不多的有文化的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作为红卫兵串联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现在他退休在家，村子里的红白喜事，他都是“大老知”的角色。大老知就是婚礼或者葬礼的总负责人，总策划。不管谁家有了什么纠纷，都会找他来当中间人以调解纠纷。

我到他家里，给他讲了我做图书馆并且请他来做图书管理员的想法。他一口回绝了我，他说村庄没有读书的人，大家都忙着赚钱，我会无利可图，他不愿意看着我浪费钱。我就怀着一颗灰暗的心回家了。

半小时后，魏老师来我家找我，他说：“我想通了，这是你的一个艺术实验，无论结果怎么样，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你都能接受，是这样吗？”我说是的。

我们的图书馆叫做A LIBRARY,每个周末开放。一开始，里面的书多以艺术书为主，我们发现孩子们并不喜欢严肃的艺术。往后，艺术绘本和插图的书就多了起来。读者以孩子们为主，也有一些喜好看书的成年人来，还有很多人到这里来聊天。

我们做了周末电影院，每个周末为孩子们播放两部电影。

当ELLEN来的时候，我请她为孩子们在村北的杨树林做了一次野餐派对。计划是20个孩子参与，实际上却来了四十多个孩子，他们吃着ELLEN做的三明治和沙拉，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派对，他们太兴奋了。第二天，依然有一个小女孩穿上她最漂亮的裙子，闹着让她妈妈带着来我家，说是还要参加野餐派对。

当来自澳大利亚的纪录片制作人Sari采访魏老师的时候，他说：最初，图书馆是一棵小树苗，谁也看不到他的价值，因为这儿的土壤贫瘠。夏天到了，树苗就长大了，很多人都来到树荫下乘凉。现在，这棵树开花了，就从外面招来了凤凰。不是吗，很多外面的人，不同国家的人都来这儿参观。

魏老师也领取了一个SOL LEWITT的抽象结构，他把它挂在客厅的墙上，作为储物架使用。


3，村庄老画师：卢道德

卢道德是我小时候仰慕的一个人，因为他会画画。那时候，谁家结婚，床上的装饰花纹总是找他来画，报酬是下一大碗面条，磕两个鸡蛋。
卢道德早年学过画画，当过老师，做过木匠。似乎一生的运气都不好，他年纪大了，还是以给人画神像谋生。当地信神信鬼的比较多，他也因此多了许多订单生意。
他给人画神像很便宜，一幅一米见方的画，上面有好多个神仙，也不过两百块钱。

他是村子里唯一有工作室的人，他坚持读报，收集相关的法律剪下来。一旦村里的领导做了不合法的事，他就到县里去举报，并且把相关的法规展示给领导看。领导心里恨透了他，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找到他向他展示了SOL LEWITT的两幅墙上绘画，并提出邀请他和我一起来完成这两幅画。他拒绝了我：“第一，我对西方的现代艺术非常反感；第二：我的神像订单在排队等着画，没有时间；第三：我年事已高，不能爬上爬下。”

我说：“第一，你对西方的艺术反感，是因为你不了解，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和我交流一下呢？第二，和我合作的美术馆会付给我们画画的经费，会付给你报酬的；第三：你年纪大了，我爬到高处画，你只要负责画低处的就行了。”

这样，我们合作了两幅墙画。他干活很敬业，也很专业。连着两个晚上，我们边喝酒边讨论艺术。看得出他很高兴，每次都喝高了再回家。

他对这两张画很满意，如果有人说不好看，他就很生气的和那人辩论。后来，我们问他对这两幅画的看法，他说他不反感。

他经常和我聊他对毛主席有看法，他掌握了很多毛主席的政治劣迹和私生活丑事。当SARI采访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时，他说：“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让人民当家做主，他是我们的大救星啊！他是好人啊！”

我私下里问他：“你怎么就不说实话了呢？”他很认真的说：“面对外国的记者，要是说主席不好，那不是给我们的国家抹黑吗？”

4，我的同学：杨高举

我和杨高举是初中的画友，那时候他画的很好，喜欢画毛主席像。后来我考取了苏州工艺美术学校，他没有考取。

他像其他人一样，在我们县城里开了一个很小的夫妻店，白天制做一些店面的招牌，晚上画画，假期里还会教一些小孩子画画。

我找到他，和他讲了我的整个计划。一起的其他同学表示不能理解我的艺术，杨高举向他们解释：李牧的艺术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还在用颜料来创作，而他用他的思想来创作。

杨高举帮我制作了三张大幅的毛主席像。很多人不能都表示不能理解ANDY WARHOL为什么要把毛主席的脸涂成蓝色的，嘴涂成绿色的？红色和黄色的脸还勉强能接受，就是那张蓝色的脸，实在无法接受。我的朋友那颖禹告诉人们说：红色的主席像保佑你家人身体健康；黄色的主席像保佑你们财源滚滚；蓝色的那张，则可以驱邪避鬼。

杨高举还帮我制作了JOHN KORMELING的HI HA灯光装置。因为我们买不到和原作一样的灯光材料，他就用非常廉价的铁皮字，喷漆，再贴上LED灯带，完成了这个作品。

杨高举一直在坚持画毛主席的油画肖像。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全国都在搞庆典活动，他打算画一幅大尺幅的油画，把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肖像都出现在这幅画里。


5，农民收藏家：孙光法

我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戴军帽、穿军装、帽子上还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的人，就和他搭讪。他问我：你家在哪里？我说：仇庄。他说：那你认识李太彬吗？我说：那是我父亲。他说：李太彬是我的小学同学。

他叫孙光法，小时候跟着父亲给地主做帮工。毛主席推翻了地主，他也因此有了地，有了地位。60年代作为红卫兵，穿军装，拥护文化大革命。大革命过后，别人都脱下了军装，而他还一直穿着，带着毛主席像章，一直到现在。如果你想激怒他，就说毛主席的坏话，他会和你拼命的。

怀着对毛主席极度狂热的感激和崇拜，他从九十年代开始收藏一切有关毛主席的物品，包括像章、瓷像、招贴、书籍杂志。我就送了两套ANDY WORHOL的毛主席像，一套张贴，一套收藏。他对人说，这是毛主席像的海外版。

为了庆祝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他也创作了一幅对联：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古今中外无人伦比的第一伟人；社会主义是从历史到现在从国内到国外救国救民的独一无二的好主义。

6，商店老板：王高启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听到从邻居家传来的绝望的哭声，哭了一整天。王高启那年高考落榜了，他的父亲决定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给他哥哥娶老婆，而不再让他继续复读高中。

后来，王高启结了婚，生了孩子，在村子里开了商店。他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乡村环境里，他始终为这事儿苦恼，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选择长睡不起，一睡就是几个星期。

我把ULAY/ABRAMOVIC的表演录像放在王高启的商店里播放，王高启就担当了给村民解说的工作。几个妇女看到有裸体的行为表演，转身就走。再往后，王高启看到她们来购物的时候，就把电视机关掉，等她们走了，再打开。过了一段时间，有些妇女买了东西还不走，就问：怎么不播放那个不穿衣服的录像呢？他知道她们想看，就不再避讳了。

SARI 和Munro来村子里拍纪录片，王高启就试着用多年前学习的英文给他们讲话。这着实让周围的村民感到吃惊，居然一个农民可以自由的和外国人说话！那段时间，王高启晚上就把他以前的英文课本找出来复习，以备第二天能继续用外语讲话。那段时间，他学习英文的热情很高，每天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喜悦。似乎，他找回了自信和生活的勇气。

7，我的助手：钟鸣

钟鸣是我以往任教的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刚刚丢了一份广告公司工作。他不了解当代艺术，甚至没有碰过摄像机，但我还是选择了他来我的村庄工作，理由只有一个：他的眼神很干净。

整个前半年，我常常会怀疑我的选择，因为他什么都不会，甚至不懂得如何和人说话沟通。在项目进行到10月份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进步。他在拍摄一个孩子打他爷爷的时候，一边拍摄，一边拉架。然后，爷爷、孙子、母亲都会分别对着他的镜头讲述他们的苦衷。就这样，我感觉到了他的努力，他变得越来越勇敢和自信。
我想用钟鸣的几篇日记来呈现他在这个项目的工作中的思想斗争和进步。

4月27日
我现在写日记，是在回避问题吗，为什么不能和人交流，有什么障碍，商店老板在被窝里面窝囊，我在人群当中，其实也跟在被窝里差不多，反正我也不用说话，不用发表意见，不是一样糟糕吗？

6月6日
工作迷茫，混乱。我透不过气来，他们说你太拘谨了，打开，打开，打开，我怎么打开？

9月22日星期日 多云
我充满了羞耻和内疚，李牧对我充满了质疑。谈话中我没有问题，可是在沉默里充满了问题。
不打破沉默，我保护我自己。
我是否真的有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

10月11日星期五 晴
我必须给自己立戒！一：不玩游戏；二：不上网；三：不睡懒觉。
如果我再放纵自己，每日浑浑噩噩，那我和窝囊废有什么区别？从现在开始，专注工作。

11月6日星期三 多云
商店后面的楼已经开始贴瓷砖了，家人和工人不停地干活，商店老板每天无所事事。村子里每天都在发生事情，每个房间里，每个人都在变化，可以拍的很多。我一定要保持专注和清醒。

12月8日星期日 雾
魏老师的衣服有二十多年了，像这两年新买的，仔细一看才发现袖口磨的很厉害；然后他又说这围巾有四十多年了！上中学的时候买的，一条毛线织的围巾，过一年魏老师就把围巾末端一撮线头编成一个辫子，一年一个辫子，一共编了二十几个，没坚持下来。这衣服，这裤子，这围巾，怎么能穿这么多年，真有意思。



感谢何雨和杨嘉茜组织了这次活动，给了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工作。感谢何雨的翻译！

李牧/ 2014年1月17日/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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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January18,2014 snowing

昨天晚上讲座的整体气氛很好，我提前写了讲演稿，这保证了内容的可控性。整个过程，观众都能保持兴趣。第二部分是和ELLEN的对话，以及观众的提问。ELLEN是很客气，更多的表达她对这个项目的喜爱。观众也是一样，表达喜欢的同时，用一些简单的问题引导出那些我没有讲的内容。
其实，从几次讲座中观众的反应来看，这个项目是很有趣的，这种趣味性导致雅俗共赏的结果。可是，这种“有趣”会掩饰学术上的肤浅吗？徐坦说观众的问题不专业，有些肤浅，不能把问题往深入里讨论。
一个男孩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这些西方的艺术作品走进这个村庄之后，它和原来的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ELLEN说这些村民从美学上接受了这些作品，不考虑上下文，不也很好吗？我说艺术作品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而不被事物原来的上下文所束缚和限制，这是很好的事情。
这样似乎并没有回答问题，只是把问题圆了过去。艺术原作在它原来的环境里的上下文以及艺术史上的内容，真的就和现在的观众以及参与者没有关系吗？现在的观众不是从美学上来接受，而是从另外的方面------实用性、信仰、装饰等方面，来接纳了这些作品。似乎我不诉求在新的环境里把作品原来的上下文放进来，这样是否把事情简单和单一化了？记得陈侗看到我的这个项目后说，如果观众仅仅是把西方的这些作品从实用性上接受了，似乎这些我们就是不做也能想象的出来。显然，他看不到他意料之外的东西。我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一个女孩约我再次会面，谈一下关于一些知识份子觉得这是文化殖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觉得这是文化殖民？什么是文化殖民？村民自己为什么不觉得被殖民？殖民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
很多年前，西方一些国家到中国用强盗的方式把中国的艺术带回到西方，放在美术馆里展示，尽管这给了作品很好的保护，可是依然掩饰不了这是被强制拿过来的；今天，我把西方的艺术用另外一种方式带回中国的村庄，这样就成了文化殖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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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S88C4Z 于 2014-05-20 05:09 PM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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